1948年7月10日，年仅21岁的华东野战军机要人员鞠开，肩负着新的使命：前往“4725”执行任务。

“4725”这一电报明码，是“粟”字的别称，用以代指当时的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尽管他的官方代号是“502”，而司令员陈毅的代号为“501”，但众人普遍以“4725”来称呼他。鉴于战事紧迫，粟裕的机要秘书徐玉田工作量巨大，难以应付，因此组织决定派遣鞠开担任机要书记，其核心职责是负责管理电报事宜。

十日之后，鞠开踏入了粟裕的办公室，进行报到。彼时，粟裕正手握放大镜，专注地审视着挂在墙上的军用地图。察觉到鞠开的到来，他迅速转过身来，一边将手中的电报叠整齐后塞入军装口袋，一边带着笑意向鞠开打招呼：“小鞠，你来了，欢迎光临！”

自那日始，鞠开始终紧随粟裕左右。粟裕历任秘书逾十位，鞠开任职时间最长，长达十四载。

今年已届九旬高龄的鞠开，自1948年4月13日起便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此习惯至今未曾间断。在2017年7月19日的日记中，他如此记录道：

接受 《中国新闻周刊在与宋春丹的访谈中，我邀请她留下共进晚餐，但她婉拒了，显然她对本次访谈感到十分满意。

鞠开在粟裕身边时的日记共13本，封皮早已磨损，纸张已经泛黄，字迹潦草，有的难以辨认，就像来自历史深处的模糊旧照。

淮海战役

在那个酷热的1948年夏日，鞠开心中留存着记忆，那年的气温高得几乎令人窒息。

在成功指挥豫东战役之后，7月27日，粟裕同志率领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全体人员抵达安徽涡阳县。义门集宿营处，义门集旁蜿蜒着一条宽阔而深邃的涡河，其水清澈冰凉。野战军司令部便选址于此，倚河而建。

鞠开连同众位秘书与警卫员们纷纷劝说粟裕下水游泳，以图消暑。经过一番耐心地软磨硬泡，粟裕终是应允了。众人迅疾卷起裤腿，踏入水中，逐一检查了木桩、石头、砖块等潜在的障碍，确保一切安全无虞，这才陪同他一同下水。

粟裕游技高超，灵活变换着各式泳姿，包括侧泳、仰泳、蛙泳以及自由泳。不久，他便悠然登岸。众人纷纷劝他再游片刻，他却笑着回应：“不必了，余下的时光，我愿留待解放之后，再尽情畅游。”

即便在硝烟的间隙，粟裕的神经依旧紧绷如弦。与他交谈时，他有时宛若未闻，毫无回应，众人见状，也不敢再打扰。

每逢召开作战会议，休会期间，与会人员纷纷走出那烟雾缭绕的农家小屋，招呼粟裕：“502，出来透透气吧！”然而，常常难以将他唤出。即便他偶尔答应外出散步，稍作休憩，却往往在行走间突然转身，拿起笔来草拟电报。

粟裕虽配备有马匹，却鲜少骑乘，往往将马匹让予体质较为虚弱者，或用以背负行囊。他自学成才，掌握了摩托车、吉普车及卡车的驾驶技能。曾有一次，他在骑摩托车时不幸摔入河中，车身将他压于河底，他凭借顽强的意志游出水面，却不幸折断了一根手指。

粟裕有將指挥位置前推的习惯，只要在指挥部把战役部署完毕，不论白天黑夜，他就马上带少数参谋赶到纵队或者师部，甚至关键性的作战前线。

他很重视机要科和秘书处，无论到哪都会把这两个办公室设在自己住所附近。他的作息很不规律，机要秘书的作息要与之保持一致，保证随叫随到。

秘书处由三位成员组成。主任蒯斯曛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精通英语。粟裕对他十分赏识，不仅为他配备了马匹，还特别安排了通讯员随行。机要秘书徐玉田与机要书记鞠开负责处理电报事宜，而鞠开则需遵照粟裕的指示，对重要电报进行抄录并妥善保存。

电报络绎不绝，其中紧急的则明确标注“即刻到”，而绝密的则须标明“指人译”。每月，鞠开都要亲手处理上千份电报。

粟裕下令，电报须即刻呈阅，不得有任何延误。鞠开严格遵循此令，久而久之，若所收电报非紧急战事之需，恰逢粟裕正在进餐或休息，他便会先行暂缓处理。

一次，鞠开怕打扰粟裕休息，压下了一份后勤电报，粟裕发现后严厉告诫他：“打仗，时间就是生命，不论哪方面的电报都不要压。孙子说，兵马未到，粮草先行，可见后勤工作的重要。尤其现在打大规模的运动战，后勤更是争夺胜利的保障，你怎么可以小看呢？”从此，来了电报鞠开再也不敢耽搁。

1948年9月23日的夜晚，粟裕彻夜未眠。翌日清晨7时许，他亲自草拟的电文交于秘书处，指示道：“速将此电送往机要科，我亟需等待毛主席的复电。”鞠开即刻将电文封存妥当，随即交给通讯员王元明，后者将其迅速送达机要科。

在这封电报中，粟裕向毛泽东及中央军委提议：“即刻发起淮海战役。”同时，他还建议将战役划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9月25日，19时整，毛泽东在复电中明确指出：“我们认为，发起淮海战役，实属必要之举。”

战后岁月，毛泽东在1949年的一次重要谈话中高度评价道：“淮海战役，粟裕同志功勋卓著，实为第一功臣。”

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自1948年11月23日起至12月15日结束，黄维兵团的围歼战，是粟裕最为焦虑的时光。他连续数日几近彻夜未眠，整日守候在电话机旁，一旦困意袭来，便在帆布行军床上稍作休憩，继续指挥战斗。鞠开常在黎明将至之际送来电报，亦可见他正伏案草拟电文。

长期的高度紧张，使粟裕的老毛病美尼尔氏综合征又发作了 （上次发作是孟良崮战役期间），头晕目眩，满脸通红，太阳穴青筋凸起，血压高达180至200毫米汞柱。医生给他制作了一个简陋的铝制“健脑器”，头部发烫疼痛时就戴在头上帮助散热，但收效甚微，只能一次次用冷水浇头，有时干脆用冷水浸湿毛巾扎在头上。

在这严寒的时节，鞠开目睹了粟裕的动作，他抓起一把雪末揉搓于面颊，甚至将脸颊紧贴上凝结着冰晶的窗玻璃，以此方式来舒缓不适之感。

鞠开说，战争年代，有些首长会下死命令，比如“某某山头必须拿下来”，但自己从未听到粟裕发出过类似指示，也从未见过他发脾气。

在用餐时分，粟裕常邀秘书同行，若对方婉拒，他便戏言：“难道我的餐食含有剧毒，会要了你的命？”粟裕食量有限，即便面对首长专享的“两菜一汤”，也仅取少许。餐毕，他放下筷子，即刻投身于地图与电报的研究之中。

1949年1月10日午时，粟裕疾步踏入秘书处，未及寒暄，便激动地高声宣布：同志们，有一个喜讯要与大家分享！敌人已被全数击溃！

在鞠开的记忆中，这成为粟裕唯一一次特地前往秘书处，向众人传达胜利喜讯的时刻。正是在这一天，淮海战役的胜利号角终于吹响。

首选出征朝鲜将领

在解放战争之初，粟裕身兼华东军区副司令员之重任，而鞠开则继续担任其身边的机要秘书。

1950年6月，毛泽东宣布，攻台作战由粟裕负责。但不久，朝鲜战争爆发，攻台作战搁置。7月7日，东北边防军成立，粟裕被任命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在南京的粟裕收到了新的任命，但因高血压、肠胃病和美尼尔氏综合征发作，无法到任。经毛泽东批准，他离开南京去青岛疗养。

7月14日，鞠开陪伴粟裕抵达了青岛。在此地的疗养院中，粟裕每日都会接受半小时的全身按摩。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他会参观工厂、码头，巡视海军。

半月之期已过，粟裕的健康状况依旧未见起色，头痛愈发剧烈，稍一转动头部，便觉头晕眼花，无法专注于阅读书籍或审阅文件。日间所能阅读的报纸时间亦受限，最多不过二十分钟；而外出活动的时间，亦需严格控制在每小时之内。

8月1日，粟裕特意委托前往青岛探望他的公安部长罗瑞卿，代为传达给毛泽东一封信件，以汇报个人近况。信中表述，鉴于新任务即将展开，而他自身的病情并未得到改善，内心深感忧虑，这种焦虑情绪使得他愈发难以平静地休息。

8月8日，毛泽东亲笔回复一信：“罗瑞卿转来的信件已悉，得知病情依旧沉重，我心甚是忧虑。目前并无紧迫的新任务需要处理，您大可安心静养，直至身体康复。若青岛是您休养的适宜之地，便请前往青岛；若青岛条件并不理想，也可来北京，请您自行权衡决定。”

粟裕始终珍藏着这封函件。至1983年四月，他慷慨地将之捐赠予中央文献研究室，并附上了一段亲笔的注释：“该信提及的新任务系指投身抗美援朝的战斗行列，然因我之疾病缠绵，未得痊愈，此重任遂转交彭德怀将军担当。”

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在其著作中提及：在策划赴朝鲜的出征将领人选时，毛泽东首先将目光投向了粟裕，紧接着则是林彪。

直至11月底，粟裕的健康状况依旧未见起色。在毛泽东的批准下，他决定前往苏联休养。

粟裕走后，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唐亮亲自找鞠开谈话，要他去做机要秘书。后来考虑到，粟裕不在家，改变鞠开的工作不妥，改为临时性地帮助工作。

1951年深秋九月，粟裕同志结束了在莫斯科的访问，重返祖国。鞠开同志亦随之回归，继续在粟裕同志身边工作。

粟裕向鞠开透露，他在苏联接受了一次盲肠切除手术。鞠开原本以为这不过是一项常规的手术，然而粟裕却表示其过程并不轻松。在手术过程中，医生起初未能顺利找到盲肠。追溯至战争时期，粟裕曾有一次从马背上摔落，这一意外导致了他的盲肠严重移位。

11月12日夜晚，鞠开接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来电，随即上楼通报给粟裕。粟裕下楼接听电话时说道：“杨主任，我是粟裕，您好。关于我被调至总部任职的事宜，饶漱石政委已与我进行了沟通，我对此表示坚决服从，并已做好即刻履新的准备。”

粟裕动身去北京前，给鞠开写了一个条子：“你也跟我到北京去工作，我先去，你晚一点走，帮我搬一下家，有几件东西你要给我带上：一是钢琴，二是弹子台，三是收音电唱两用机，其他的东西都不要。”并嘱咐：“搬好家后，你到了北京，就跟我住在一起，跟我一同上班。”

于南京，粟裕寓居的是一座曾在战争时期收归国有的小别墅，其中钢琴等物件亦随之归入囊中。粟裕精通钢琴演奏，然而他却鲜少弹奏，弹子台亦鲜少有人问津。迁至北京后，这些物品便被赠予了军委办公厅的俱乐部。

大将之首

鞠开随粟裕至中南海居仁堂办公。

居仁堂乃中央军委与总参的行政中枢。1951年12月12日，粟裕将军正式履新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一职，肩负起协助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元帅的职责，具体主管作战、训练，以及海空军与陆军特种兵的建设与发展。

粟裕的办公室位于大楼的二层北侧，内部空间分为里间与外间，粟裕亲自在里间处理公务，而秘书团队则设在相邻的外间。在南京期间，鞠开的职责已从机要书记晋升为机要秘书。调至总参后，他负责管理情报部、装备部、动员部、机要局以及干部局等部门的文件与电报工作。

初来乍到，粟裕对工作人员提了要求。他说，中南海警卫严格，分为甲乙丙三个区，丙区的人员不能到乙区，乙区的不能到甲区，要按照规定区域通行。我们是乙区的，可以到丙区。秘书由于工作需要，可以有甲区通行证，通行于甲乙丙三区，但无事不要乱跑。要服从警卫检查和纠察，不要怕麻烦，不要和警卫发生口角。

粟裕经常加班，下班铃响后还常继续工作，开会，批阅文件。头疼病犯了，他就开窗户吹冷风，或者把头贴在凉玻璃上。

居仁堂位于毛泽东所住的丰泽园附近，鞠开刚进中南海时很激动，以为很快可以见到毛主席，但很长时间未能如愿。一次，粟裕对鞠开说：“你不是想见毛主席吗？我给你出个主意，毛主席每个星期六晚上都要去春藕斋跳舞，你晚饭后去一定能看到。”

1952年初一个周六的晚上，鞠开早早吃完晚饭，提前一个多小时来到春藕斋，果然见到了毛泽东。他激动得不行，禁不住自言自语：“是毛主席！是毛主席！”

当年一月，在毛泽东的批准下，粟裕入住北京医院，成功实施了手术，将埋藏于其手臂内长达十七年的子弹头取出。鞠开医生看到，那颗子弹呈现出暗红色，表面已生锈斑斑。粟裕小心翼翼地将这枚子弹放入一个小巧的盒子中，随身携带，直至生命的终结。

1954年，国防部大楼在北海西侧的旃坛寺建成，粟裕办公室从中南海搬到旃坛寺大楼。11月9日，粟裕被任命为解放军总参谋长。

自那以后，粟裕因频繁参与外事交往，其名字屡屡登上报纸。他曾对鞠开提醒道：“诸位需留意一点，今后在提及总长出席外事活动时，切勿总是将目光局限于我。毕竟，还有其他几位副总长，大家应当轮流担任此职责。频繁在报纸上看到我的名字，似乎并不妥当。”

1955年9月27日的午后两点半，于中南海的怀仁堂内，一场庄严的授衔授勋仪式盛大举行。在这庄重的时刻，粟裕将军荣获大将军衔，荣登十大大将的榜首之位。

回家时，48岁的粟裕身穿海蓝色军礼服，胸佩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肩戴大将肩章。鞠开觉得他帅极了。

粟裕被授予大将军衔后，一时间议论纷纷，一些人认为他战功很大，应该授衔元帅。鞠开将听到的议论和看到的材料搜集起来汇报给粟裕，粟裕批评他：首先你就不要有这个看法，这是很不好的。评我大将，就够高的了，要什么元帅呢？我只嫌高，不嫌低。今后不要议论这方面的问题了，议论这些都是低级趣味，没有什么意思。

雨儿胡同12号

抵达北京之际，鞠开便始终伴同粟裕居住于雨儿胡同12号院。

这座院子始建于清朝年间。踏入大门，沿着罗荣桓元帅曾居住的正房前行，穿过门廊，便可见到粟家所居的后院。

一列平房，总共有四五间之多。在这其中，粟裕将军与夫人楚青分居平房最西侧的内外两间。平房内，还容纳了他们的两个儿子粟戎生与粟寒生，而小女儿粟惠宁则由保姆相伴左右。鞠开则居住在正房与平房之间的花房之中，那间花房不过几平方米的大小。

这座院落，地板在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夜幕降临，老鼠便从地板的缝隙中穿梭于屋内。面对管理部门提出的拆除旧房、重建新房的建议，粟裕毅然拒绝。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始终未曾更换住所。尽管房屋历经多次修缮，每次他都会亲自监督，却总是觉得开支过大，甚至将预算从原本的一万多元削减至七千元。

他在院落中栽植了桃树与心爱的白皮松，饲养了鱼儿，还精心培育了花卉。闲暇之余，他偏爱聆听《春江花月夜》的丝竹之音、《空城计》与《苏武牧羊》的京剧唱段。鞠开常能听到他轻吟《满江红》的激昂旋律。

粟裕偶尔提及，他年少时对音乐情有独钟，擅弹风琴、月琴，亦能吹奏口琴，拉响二胡，甚至曾登台献艺。然而，鞠开鲜少目睹他参与各类文娱活动。迁至北京后，尽管戏票与电影票源源不断，军委办公厅俱乐部亦时常举办舞会，粟裕却从未参与。鞠开曾陪同他于王府井购置了一架洋琴（亦称扬琴），粟裕试弹后，鞠开觉得音色悠扬动听，但自此之后，便再未见他触碰过那架洋琴。

粟裕将军依旧保持着战时的生活习惯，每晚临睡前，他都会将衣衫鞋袜、腰带背包整齐地摆放在触手可及之处。

自缔结婚盟以来，粟裕便承担起全部家务。家中账目均由他一手操持，楚青每月的薪金亦悉数交付于他，自己无需分毫挂心。依照规定，粟裕有权享有每月三十元的特灶津贴。然而，他叮嘱工作人员，务必严守此标准，不得越界。

孩子的日常生活用品，往往由他亲自踏出家门去挑选。每当司机将他送达西单、东单、前门或王府井，车辆便会停靠一旁，他便独自踏入商场，挑选所需物品。送孩子进入托儿所，亦是他的职责所在。汗衫一旦破损，他便亲手用针线缝补，节假日，他还会陪伴妻子和孩子前往郊区悠闲漫步。

他每月都会准时寄送生活费给楚青双方的父母。在解放之后，他将母亲从湖南会同接至南京定居。迁往北京后，母亲则留在南京的家中，由他的大姐负责照料。

在粟裕离世之际，鞠开从楚青口中得知，当年粟裕倾心于楚青时，楚青起初拒绝了他的追求，坚称自己不愿成为首长夫人，渴望保持个人的独立。粟裕则承诺，绝不会将她视为传统的家庭主妇。解放之后，楚青全身心投入工作，从未乘坐粟裕的专用车辆，而是自购月票，每日乘坐公交车前往电报大楼东侧的商业部上班。

鞠开经常陪粟裕外出。粟裕喜欢看市容，走一路看一路。他喜欢晚饭后去北海公园散步，也爱逛商场和菜市场，还爱打听商品的价格。

粟裕偶有独身出行，无需警卫随行，选择乘坐公共交通。他言明，自己深知如何确保安全，沿途若察觉有人双手插入口袋，便需提高警惕。

某日，粟裕骑三轮车自北京地安门前往天桥体验民情，至夜半11点半仍未返，众人焦虑万分，纷纷拨打电话询问。最终，他悄然无声地乘坐三轮车归来。鞠开抱怨道：“你连个警卫都不带，万一出了事，我们怎么承受？”粟裕却轻松回应：“不必担心，你们放心，不会有事的。我的身份隐蔽，不像朱总司令、陈总司令那样显眼，别人不易认出。再者，瑞典、挪威的首相都能夹着公文包乘坐公交车上班，我们为何不能？我们的生命难道就不如他们宝贵？”

“你们尚未步入婚姻的殿堂，切莫让时光流逝，错失良机。”不久，粟裕便将徐迪民调任至北京。

1952年12月14日，鞠开告诉粟裕，准备在除夕夜办婚礼。粟裕不同意，说自己19号就要去南方休养了，就喝不成喜酒了，要求他们在他离京前把婚礼办了。鞠开只好在18日晚上匆匆举行了婚礼。粟裕和楚青是主婚人，买了一套茶杯作为礼物，并在花房旁边加盖了一间12平方米的小砖房，作为他们的婚房。

在粟裕不在北京的期间，鞠开的工作显得颇为清闲。1953年7月1日，他向粟裕寄去一封书信，恳请调整工作岗位，希望有机会下部队进行实践锻炼。

一周之后，他接到了粟裕的回信：“务必留下，我期望你继续与我并肩工作。在我养病期间，你可以趁机抓紧学习，并协助我将家中众多书籍和资料进行整理。待时机成熟，你便可以来青岛照料于我。”

粟裕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1952年底，他先在南京休养，不见好转，血压一直很高，转到杭州休养。1953年2月下旬，他结束休养，去厦门前线考察大、小金门和台湾国民党军队的防务情况。不到半年，病情加重，又转到青岛休养。1956年，他有近五个月时间在广州和青岛养病，这期间被诊断为心血管主动脉硬化。

批粟风波

1958年5月23日，鞠开接到一则通知，要求粟裕于次日的5月24日前往中南海的怀仁堂参加一项会议。面对粟裕的询问，鞠开回应称，通知中并未提及会议的具体内容。

5月24日清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首次小型会议正式召开。

此次会议应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而召开。彼时，他在3月的成都会议上明确指出：“军队的发展滞后于形势，亦滞后于地方的发展”，并提议军委组织一场扩大会议，以整风的形式，对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进行全面的检查与总结。

5月27日，大会开幕，以整风的方式，对军委和总参的工作提意见。有人提出“总参与国防部关系”问题，指责粟裕“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指粟裕1957年11月随中国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时，在会见苏军总参谋长时请对方提供一份关于苏军国防部和总参工作職责划分的材料） 等。

5月28日，在一场有五十余位与会者的第二次小型会议上，粟裕进行了自我检讨，然而，该检讨并未获得通过。自此之后，他多次进行检讨，却屡遭否定。

6月6日，鞠开日记：

今日上午，领导参与了小组会议，而下午则安度于家中。我全天均逗留于办公室。

晚上回来后又与他谈到发言要慎重的问题。提出争权不对，可作检讨，但绝不是有争权思想，而是对工作职责不明。

在毛泽东“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的指示下，6月7日，军委扩大会议的范围从军以上扩大到师以上，人数从300多人增加到1400多人。

6月17日晚，粟裕与鞠开谈起写检讨的问题。他说，鞠开跟他很久了，也应该对他的检讨提一提意见。鞠开说，自己提不出什么意见来。小字报里给您戴的三顶帽子 （“将帅不和”“告洋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是硬加在您头上的。我看得出来，墙倒众人推。说有意见，就一条，您胆儿小，太忠厚，不敢斗。粟裕说，不管怎么说，都要在会上好好检讨一下。

6月24日，鞠开遵照粟裕的指示，拨通了彭德怀、邓小平、林彪等领导人的秘书电话，要求他们在接到粟裕的检讨发言草稿后，即刻转交给各自的首长审阅。

定稿后的发言稿于6月30日由粟裕在会议上进行了自我检讨。然而，大会认为其内容不够深刻，因此未予通过。

此后，为撰写一份符合标准的检讨书，粟裕闭关修炼，整整在房中闭门谢客达7日之久。

楚青回忆起7月6日清晨，她正准备投入工作，粟裕却步履蹒跚地从房间走出，表情沮丧地对她说：“我遇到了麻烦，你能否请一天假帮我处理点事？”楚青这才意识到粟裕遭受了批评。他将一叠会议纪要递给楚青，请求她：“请你帮我把这些写成检讨，我自己实在无法下手。只要能顺利过关，随便你怎么写都行。”楚青害怕直接对抗会让自己陷入敌对矛盾的困境，于是在检讨书中将所有责任揽于一身。因此，事后粟裕多次情绪失控地质问她：“你为何要这样描述我！这太过分了！”

检讨文稿终稿已定，顺利交付印厂。7月14日午时，鞠开遵照粟裕的指示，前往办公室取回了打印的原稿。粟裕细读原稿，而鞠开则对照铅印稿进行校对，两人共同完成了一轮仔细的审阅。在当日的日记中，鞠开记录道：“相较于上次，这次的文稿显得更为深刻。”

午后，粟裕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历经六次的小组反省会议及两次的全体大会反省，粟裕终于成功通过了考验。

调职军科院

1958年9月10日，鞠开骤然获悉，粟裕的总参谋长一职已被撤销，不禁感到震惊。

实际上，早在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便已作出决议，明确指示“将粟裕的错误以口头形式传达至军队的团级单位以及地方的地委层级”。

粟裕告诉鞠开，自己将调到军事科学院担任副院长，正在考虑带谁同去，征求鞠开的意见，鞠开当即表示愿意随同前往。

9月19日清晨，鞠开陪同粟裕一同前往军事科学院办理报到手续。叶剑英院长亲自主持召开了常委会。他表示：“本次会议旨在欢迎粟总加入军事科学院，日常事务将由他亲自负责主持。”

鞠开留意到，叶剑英在称呼粟裕时，采用的是“粟总”而非“粟副院长”的称谓。这表明，叶帅并未将粟裕视为犯了错误之人。

到军事科学院后，粟裕的作息一如往常，依旧早早起床，锻炼身体，然后去上班。下班后，到什刹海、北海散步，回来后要么看文件，要么学习，深夜入睡。

不久，粟裕萌生了学习太极拳的念头。于是，鞠开受命前往萧劲光的秘书张志文处，抄录了太极剑与太极玄门的打法。继此之后，粟裕又向张鼎丞学习太极拳。

自1958年始，粟裕将军的部队接触权限受到了限制。鞠开先生在回忆中提及，有一次粟裕将军计划前往部队进行考察，他向总参作战部索要了一份地图。而当时的作战部副部长，恰巧曾是粟裕将军担任总参谋长期间作战科的副科长。这位副部长要求粟裕将军就此事先行向中央书记处请示。

1961年，粟裕有意将鞠开送往南京军事学院深造，但鉴于其家庭位于北京，最终决定转而推荐他进入政治学院——该学院乃国防大学的前身之一。翌年二月十二日，粟裕与他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经过深思熟虑，我意识到虽然目前的工作确实需要你的参与，但为了你的个人成长，我认为让你去进修一番是更为妥当的选择。”

粟裕送给鞠开一个日记本，并亲笔在扉页上题字：“学而后知不足。”这是粟裕留给他的唯一手迹。临别时，粟裕对他说：“我真舍不得你走啊！”

至此，鞠开圆满结束了他在粟裕身旁度过的14年时光。

经过一年半的政治学院学习生涯，鞠开顺利毕业并留校任教。至1983年10月，他正式以正师级干部的身份从政治学院光荣离休。

夙愿

鞠开与粟裕的最后一次相见，发生在1984年1月15日。那时，77岁的粟裕正卧病于医院的病榻之上，已无法言语，鞠开只能透过窗户凝望他。

2月5日的午后，鞠开接到一通时任粟裕秘书刘祥顺的电话，电话那头传达了令人沉痛的消息——粟裕将军于下午4时33分安详离世。

在粟裕的遗体火化过程中，从中筛检出三枚弹片，其中最大的一枚黄豆般大小，另外两枚则如绿豆般微小。粟裕在战争岁月里曾遭受过六次枪伤，而这三枚弹片竟是他本人未曾意识到的。鞠开不禁自责地回忆起，往昔粟裕常抱怨头痛，众人皆误以为他不过是因为紧张而引起的。

粟裕将军的骨灰被撒播于山东、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河南等地，这些地方均曾留下他英勇战斗的足迹，亦洒落在他四次横渡长江的波涛之中。

2月25日早上，楚青和时任粟裕秘书的朱楹召集刘祥顺和鞠开等人开会，研究如何完成粟裕的遗愿：出版回忆录和军事文集。

1976年夏天，重病初愈的粟裕决定写战争回忆录。回忆录由粟裕口述，楚青和工作人员记录整理。1981年2月1日，他突发脑溢血，之后脑血栓反复发作，语言、思维逐渐迟钝。楚青只能在他每次病情好转时抓紧提问。

在杨尚昆的鼎力支持下，回忆录的出版进程得以加速。鞠开与刘祥顺两位同仁承担起搜集资料、编排目录的重任，而原军科院政治部副主任孙克骥（同时也是《粟裕军事文集》的主编）领衔编纂。

回忆录中，有位执笔之人提及，楚青曾指着卧室内的一张床感慨道，1958年，在粟裕遭受批判之际，正是坐在此床前，他失声落泪。

1988年，近40万字的 《粟裕战争回忆录》 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书中回顾了粟裕经历和指挥的各大战役，唯独没有淮海战役。

鞠开曾听闻楚青提及，粟裕屡次向她表示，他不曾撰写有关淮海战役的文章，未曾阅读相关书籍，亦未曾观赏过关于淮海战役的电影。

1989年，恰逢粟裕同志逝世五周年之际，楚青同志将粟裕生前应答他人就淮海战役所提出问题的谈话内容进行整理，并命名为《粟裕谈淮海战役》予以发表。解放军出版社随后将其纳入《粟裕战争回忆录》2007年再版之附录，并正式更名为《粟裕回忆录》。

1994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与《解放军报》联合刊登了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与张震联名撰写的文章《缅怀粟裕同志》。文中深情回顾道：

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不幸遭遇了不公正的误解与批判，此后的岁月里，他长期承受着不公的待遇。这一事件，无疑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遗憾。中央军事委员会对此持有相同的观点。即便身处逆境，粟裕同志仍旧展现了其坚定的党性原则与高尚的节操。

2000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官方传记《粟裕传》。书中进一步透露，《追忆粟裕同志》一文经总政治部、中央军委以及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的严格审核，并由江泽民总书记亲自审阅并发布。文中提到：“此举虽迟但未晚，中央军委代表对粟裕同志的正式、公开平反，终使历史真相大白，为粟裕同志洗清了冤屈，恢复了他的清白与崇高。”《粟裕传》如此记载。

每年的2月5日，鞠开总会前往雨儿胡同12号（后更改为33号）进行悼念。然而，在2016年2月21日，楚青不幸离世，致使该住所被收回，从此他再也无法在粟裕的遗像前鞠躬致意。

2017年8月10日是粟裕诞辰110周年。清明时，90岁的鞠开带着夫人和女儿专程去了粟裕老家——湖南省怀化市会同县伏龙乡 （今坪村镇） 枫木树脚村。

粟裕曾对儿女许愿，全国解放了，就带他们回湖南老家，但一直未能了却这个夙愿。自从1927年跟着毛泽东上了井冈山，终其一生，他再未踏上故土一步。